办教育尽管有一定的独立性，然而事实上，教育要脱离行政干预而独立发展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专制体制下的公立学校更是如此。清朝末年，国运日衰，航运权尽操纵于外人之手。1909年，邮传部为挽回航权，发展远洋航运和航海贸易，急需航海专才，为此准备开设一所商船学校，最佳方案是在部属学校中选择一所专办商船。当时，邮传部管辖下的专门学校有三所，除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以外，还有唐山路矿学堂和北京铁路管理传习所。先不论师资设备、教学管理等条件，仅从上海濒临海滨这个地域优势来考虑，上海学校是改办商船学堂的首选。邮传部于1909年夏提出将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改为商船学校，专事培养航海驾驶人才；学堂新设的铁路、电机两个专科全部北移，并入唐山路矿学堂。
改办商船学校的消息一经公布，举校哗然。商船专业原本也是学校准备开设的学科之一。唐文治到校后，先行办成实业部门最急需的铁路、电机两科，也准备陆续添设邮政、航海等工程专业，力图将学校办成学科较为完备的工科大学。若专办商船专业，学科就会限于一个门类，学校规模也难以发展。因此，心中自有蓝图的唐文治对邮传部的决定难以接受，但是，考虑到学校经费由邮传部及下辖的招商、电报两局供给，若不顾邮传部的指令，将会招致不良后果，甚至于解散关门。于是，唐文治汇集校内外人士的意见，决定采取一个两全办法——代办商船学校：学校不改变原定的方向，铁路、电机两科予以保留，同时先在校内增设一个航海专科，作为另设商船学校的基础，等到条件成熟时再将航海科加以扩充，单独建成商船学校。
代办商船学校以保留多科性工科的建议得到东南各省士绅的支持。地方人士纷纷发表言论，为保存学校的完整而献计献策。清末状元、实业家张謇慷慨解囊，捐地捐银，愿意将原在吴淞口筹办的水产商船学校的渔业公司地基100余亩地捐出，并把所领的官款6万元捐给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用于办理商船学校，以支持学校提出的两全方案。其时清政府正在筹备君主立宪制度，开始注意倾听民意，邮传部也就撤销了原议，同意学校提出的“两全”方案。
方案一经邮传部批复同意，学校便抓住时机着手筹设。1909年7月，唐文治聘请吴其藻到校筹备。吴其藻到校后在徐家汇学校内组织设立了高等船政专科（航海科），定学制为４年，前３年学专业课程，最后1年赴轮船招商局实习。因是新设专业，当年报考者极少，学生几乎全部来自中院毕业生和专科初年级学生，由学校采用圈定法决定。唐文治挑选学业成绩优良，风度体质较佳的学生，直接升入航海班。在航海科开办典礼上，监督唐文治先带领全体人员朝拜孔子，之后发表了开学训词，谆嘱学生要牢记学成报国的宗旨。
1911年初，盛宣怀在政治角逐中重新崛起，被授予邮传部尚书，成为学校无形的“督办”，这为学校处理商船与路、电之间的抉择带来了机遇。上任伊始，盛宣怀就同意唐文治的请求，拨款4万两购买学校对面的13亩屋地，作为添办商船学校临时用地；还同意将航海专科腾出的校内设施拟添办邮政科。同时要求唐文治着手筹建吴淞商船学校的校舍。
1911年春，唐文治亲往吴淞，查勘由张謇捐赠的校地，筹款建筑校舍。同时着手招收新生，及早向社会公布应考条件，其中毕业出路条条诱人，但须要剪去发辫、直接能以英文会话、会游泳等要求，让当时报考青年颇费脑筋。不过，由于学校扩建成功在望，在校生一律公费待遇，毕业出路良好，因此报考者仍然相当踊跃。据统计总共有3000余人前来报考。唐文治见考生众多，汇报盛宣怀后在宁波建立分校，设为中学部。最后录取专科与中学学生共180名，这里面还不包括直升的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中院毕业生。
9月开学时，航海科新老学生迁入校外隔街相望的新建校舍。商船学校正式成立，名为邮传部高等商船学堂，成为我国第一所高等航海学府。商船学堂监督由唐文治兼任，暂定开办费10万两，常年经费6万两。唐文治聘请夏孙鹏担任主任，并聘本校庶务长庄思缄兼任庶务，共同管理日常校务。
商船学堂开学后不到两个月，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纷纷独立，满清帝制被推翻。上海高等实业学堂、高等商船学堂与北京邮传部失去联系，盛宣怀以看病为名避往日本，学校经费来源中断。等到南京政府成立，经费问题仍然未能解决，两校度日如年。唐文治于是辞去兼任的商船学堂监督职务。1912年3月，商船学堂师生公推海军上将萨镇冰为校长。9月学校由徐家汇迁往吴淞，更名吴淞商船学校。至此，商船学校脱离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独立建校，直到1915年因经费短缺而停办。
邮传部高等商船学堂旧址（1911年）
作为中国高等航海教育嚆矢的邮传部高等商船学堂，最先是由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在校内创办航海科，发展为高等商船学堂、吴淞商船学校。在这个过程中，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从监督管理到校舍建筑，从课程设置到师资生源等方面，都是实际的操作者，可以说吴淞商船学校实际上是由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孕育、并最初由其管理的学校。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在筹设过程中，只是以发展航海科名义购进校外民地，扩充些校产而已，自身学科未能如愿增设。由于两校的渊源关系，商船学校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与交大保持着密切关系。1925年，交通部、海军部拟共同恢复商船学校，合令淩鸿勋兼任筹备处主任，统筹复校事宜。后来因政局动荡经费无着而无从进行。1929年，商船学校得以在吴淞复校，可惜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校舍毁于日军炮火。辗转迁至重庆复校，更名为重庆商船专科学校，又于1943年并入（重庆）交通大学，改为4年制的造船工程系和轮机、航海两个专修科。抗战胜利后，吴淞商船学校再次在上海复校，周均时被任命为校长。航海、轮机两科划还商船，造船系仍留在交大，交通大学另外设立了航业、轮机两个管理系。
直到如今，作为吴淞商船学校的两所主要继承学校——上海海事大学和大连海事大学，仍然以设立于1909年的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航海科为学校的发轫，将唐文治作为学校首任校长（时称监督）；原先并入交大的造船专业，现在也成为上海交通大学的品牌专业。交大与商船学校的历史关系，正如1930年代的商船学校校长杨志雄日后在《吴淞商船与交大之渊源》一文所称：“推源溯流，船校与交通大学同出一脉。”
作者：李文佳辑自《三个世纪的跨越——从南洋公学到上海交通大学》（盛懿、孙萍、欧七斤编著）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