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1853年7月1日－1926年7月17日），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生于江苏海门常乐镇。清末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主张“实业救国”,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驱人。
早在甲午战争失败之初，张謇就认识到立国自强，首在人才。“父教育而母实业”是张謇的名言。从乡村到城市，从幼稚院到大学，从基础教育到职业社会教育，张謇共创办和协办了370多所各类学校。
我国近代海员是从渔民、帆船船工、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到19世纪的外国轮船被雇用为工匠、水手、待役，通过长期的操作实践，向外国人学习，通晓了船艺，掌握了机器的性能。20世纪初，轮船的船长，大、二副，轮机长，大、二管轮，只能由外籍船员担任。到1941年欧战爆发，外籍海员回国参战，才允许中国人担任船长、轮机长。
张謇于1903年5月参加了日本举办的“劝业博览会”，带着日本何以能一跃成为东亚头等强国、中华民族如何实现复兴之梦的问题，第一次踏上了日本的国土。期间，他参观了通运馆、水产馆，“舟车法渡咸备。最精者，环球航路之标本，内国山海之模型，台湾模型极精审”，思想意识为之一新。可也令他惊诧的是“乃并我福建诸海口绘入，其志以黄色，亦与台湾同”，这涉及中国领土主权，曾引起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的愤怒抗议，而一些清廷的王孙贵族以至官员却视而不见，张謇对此极为不满。从日本考察回来后，张謇结合其所见所闻，进行了思考，深感中国的渔业发展、航政建设、渔界海权之重要。他明确提出：“渔业和航政的范围到哪里，国家的领海主权就到哪里。假如只有海，而没有渔业航政，试问主权从何表现？我国政府应努力挽回已失的权利并大力发展沿海渔航业。”他还说，“海权渔界相为表里，海权在国，渔界在民。不明渔界，不足定海权；不伸海权，不足保渔界。互相维系，各界皆然，中国向无渔政，形势涣散。洋面海船所到地段，散见于《海国图志》等书，已不及英国海军图册记载之详。至于海权之说，士大夫多不能究言其故，际此海禁大开，五洲交会，各国日以扩张海权为事。若不及早自图，必致海界因含忍而被侵；海权因退让而日蹙。滨海数千里外即为公共洋面，一旦有事，人得纵横自如，我转堂澳自囿，利害相形，关系极大。”张謇敏锐的看到，海权、渔权、航权与国家主权的关系，无疑是一种先见之明和远见卓识的表现。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张謇在探索实业救国之路中，也逐渐把目标投向广袤的大海，开发蓝色国土，并提出进行航海教育。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张謇筹集部分经费，并在上海吴淞炮台湾购置地皮，着手筹建商船学校。此事虽因种种原因未能实施，但他在不久即将所筹经费及吴淞口所购地皮捐给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以为该学堂筹建商船学校之用。张謇为何要急于创办商船学校？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张謇在《为商船学校事致端江督函》中写道：“承前监督袁咨请农工商部转咨沿海十一省，合筹银十万两，就吴淞公地建设水产、商船两学校。”“中国创办商轮局已数十年，而管驾、管机悉委权于异族，非特利权损失，且无以造就本国人才。际此商战竞存之世，欲借以保主权而辅海军，非创设商船学校不可。惟各省现已解到之款，不过四万二千余两，且间有指明为水产学校经费者，兹拟缓就急，先造中国商船学校”。“除基址已于四月初一开工填筑外，所有监造商船学校事宜，拟另派熟悉工程之员专司其事。”
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同学会于1994年编辑出版的《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史稿》中写道：“唐文治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接任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监督，宣统元年（1909年）在该学堂内增设了船政科，1911年船政科分出，成立了邮传部高等商船学堂，临时在徐家汇租用民房办学，与此同时，筹建新校舍，当时有吴淞和宁波两地供选择。一是翰林院修撰张謇，愿将上海吴淞口渔业公司地基并所领官款六万元呈送臣部，办理商船学校；另一处则是浙绅李厚佑报效宁波盖智中学堂一所，奏明预备臣部商船学校之用。邮传部派员考察后，选在上海吴淞口（炮台湾）临江空地筹建校舍。1912年改由国民政府交通部直辖，改名吴淞商船学校。9月22日迁入吴淞炮台新校舍。”
民国元年（1912年），吴淞商船学校在吴淞成立。推萨镇冰为校长。民国四年（1915年），吴淞商船学校停办，全部校舍、实习船及书籍仪器均由海军部派员接收。民国十二年（1923年），张謇为呼吁续办商船科，先后三次函件，一是《复同济大学函》中说：“商船学校产权一节。此事在逊清末年，鄙人与苏教育会规建复旦、商船、水产诸校，请求南洋大臣拨给吴淞官有公产地三百六十余亩。”二是《拟续办商船科致省政府函》，三是《拟续办商船科致省教育会函》，在这两件函件中说：“商船旧校原由謇请领公地筹拨款项六万元，会同唐君蔚芝另凑集银元三万元，合共九万元，建成校舍。”
在社会各界支持与呼吁之下，1929年9月吴淞商船学校正式复校，并更名为交通部吴淞商船专科学校。
来源：海大印象